的。我通过老师的关系进了电台，当了主播，主持过几年深夜点歌节目。”
难怪谢雨心的声音有点耳熟，原来在广播里听过。马牛不禁替她感到惋惜，以她这么好的外形条件，完全可以上电视。
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除了我的老师，我在北京什么社会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自己考过来的。能进电台其实是非常不错的，只不过那个时候电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”
她说得没错。现在电台的受众主要是司机，除了上下班时间听听路况，基本上没什么人听了。不过，马牛倒是挺爱听的，尤其喜欢听电台里的评书和相声。
“不过你们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！”
“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一个听众的来电，说他要点一首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给自己曾经最爱的女孩。我一听就知道是他。《十年》是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。他来北京了。”
“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我们分手两年后，二〇〇五年。”
二〇〇五年的时候马牛已经上警校了，学校是半封闭教学，记忆中并没有黄天这个人。
“后来他约我见面，说自己来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某天深夜坐出租车，听到了我的节目，就打电话来了。他说这叫缘分，现在想想挺无厘头的。之后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”
“缘分”这个词马牛已经八百年没听过了。
“那时候黄天在一家大型的电视制作公司做编导助理，很辛苦，也没钱。但因为年轻，倒也不觉得苦，我们用大部分的工资租了一套一居室。我们不喜欢跟人合租，虽然那样能省下钱来。剩下的，我们就每个月花光。那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，穷开心，吃个街边麻辣烫，看场喜剧电影，就很满足。”
“当然，我们也会争吵。争吵的主要原因是没钱。当时，我们住在南三环外，每天要乘公交车去东三环上班。那时候的公交车是办月卡的，先上车，上了车以后售票员来查票，有月卡的就给他看一眼，没票的就买票，撕一张纸质的票。票的颜色有很多种，根据距离的远近撕，我们通常是最远的那种颜色。”
“那时候北京有趟车叫300路，专门跑三环。这个300路车身特别长，它其实是两辆公交车连在一起的，中间由深色的橡胶连接带连接起来，转弯的时候就像手风琴在演奏。别看车很大，我们每次还是挤不上去。好不容易挤上去了，车门却经常把我的手和包卡住。因为人太多，有几次我被挤在人群中间，喘不上气，不得不下车，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，休息好半天才缓过劲来。”
“没办法，每天必须这样去上班，要生活嘛。不过每天下班回来真是憋一肚子火，就想发泄。有段时间，我和他天天吵架。其实也不是生他的气，就是觉得窝火，生活太苦了。”
“那时候我们特别想要一辆车，梦想就是奇瑞QQ，三万多块吧，我们也觉得挺好，甚至还选好了颜色，是那种嫩黄色的。走在街上，每次有奇瑞QQ从我们身边开过时，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。有一次，我们鼓足勇气，走进了一家汽车店，当销售听说我们买辆奇瑞QQ还要贷款时，那目光真的能杀死人。”
“后来买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我们连一万多的首付都拿不出来。没过几年，北京突然限号了，开始买车上牌要摇号，我们那个后悔啊，当时要是拿下那辆车，我们也算有个京牌了。结果呢，直到他死，我们也没摇上号。那辆红色森林人是他回湖南老家买的，开了两天才到北京，到北京当天，就被交警拦下，扣了三分，罚了两百，理由是没有办进京证。”
马牛想起当时胡警官说，那辆红色森林人有十几条未处理的违章记录，其中有一半是因为没有进京证或者违反了限行条例。
“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说得有点远了？”
“还好。我想知道黄天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你之前说他在一家公司做编导助理，请问那大概是什么时候？”
“二〇〇六年吧！”
“公司叫什么？”
“普天大喜，也是他现在的公司。”
“你是说，他来北京这么多年就没换过工作？”
“没有，一直在这家公司。”
“这倒挺难得的。据我所知，在北京工作，很少有人从来没换过工作。可见这家公司老板待他不薄。”
“还行，至少让我们买了这套房子。”
马牛点点头，心里记下要去找黄天的这位老板聊聊。
“黄天其实已经做到制片人了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他也吃了不少苦。要不是他把握住了机会，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。”
“什么机会？”
“大概是二〇〇七年冬天。有一天，黄天回来得很晚，醉醺醺的，明显是喝了酒。他很兴奋地跟我说自己的机会来了。当时他的公司正在制作一档真人秀节目，他作为编导助理也参与其中。”
“什么节目？”
“《超级歌声》。”
马牛记得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