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霜之冤案。陛下贤明，不容你御前罗织构陷，制屈造冤！”
贾存善讥笑道：“呵呵，齐大人，什么是事实俱明？亏你替陛下执掌诏狱，还要我来教你！你说的对夏建业屈打成招，可有真凭实据？难道不是信口开河？你说他清正廉明，你可曾调查过夏建业日常用度？你有无察访过他是否有别业？有无异常花销？你可有案牍记录？就凭百姓人尽皆知来断案？那京城百姓不知大人你有正房，齐大人就是鳏夫不成？”
这贾存善蔫坏蔫坏的，是京城有名的两大恶棍级神棍之一，人送外号“货真价实”贾存善。他后面的话意在激怒齐正浩，令他应对失措，齐正浩有着积年的朝堂经验，岂能被他的三言两语说得失了冷静。不过，齐正浩虽未受他所激，却也觉得万分棘手。贾存善的杀招在于前面的话，正如他所言，御史台的确没有调查过夏建业，事实上也不可能去调查。
御史台不像有审判权的大理寺、京兆府、县衙等衙门，配有专属的衙役或卒子在查案时以供驱使，御史主要的职责在于弹劾百官，纠举非违，只有天子亲自过问的要案，才会下诏交付御史台审理。且御史台仅有审理权而无审判权，即只审不判，审完后奏请天子裁夺，或者直接移交大理寺定罪量刑。正常情况下，所审理的案子都是在获得了确凿的证据之后，才会将涉案官员及相关证据交给御史台，若无有力证据，是不会轻易将朝廷重臣下狱审问的。
理虽如此，但齐正浩却不能当众辩白。因为若只为失职下狱待罪而非待审，便不归御史台管。若是深辩，还会扯出更危险的问题——没有天子诏敕，御史台诏狱确实不该关押夏建业。由御史台接手夏建业，实属兵行险着，但却是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。
夏建业之所以系于诏狱，归根结底涉及到墨党与清流之争。墨远重把持工兵刑三部犹不满足，还在大理寺安插亲信，妄图独断刑狱。仓州大旱，他又藉着赈灾粮出错的由头向赈灾粮所出的裕州发难，将整个裕州官场搅了个天翻地覆。
刺史夏建业主政的裕州地处接壤京畿的交通要冲，又是个沃野千里的膏腴之地，两者相加使得裕州成了历来各方势力必争之地。夏建业受赈灾粮案牵连对于墨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加之刑部又在墨远重手中方便运作，借着天时地利，卯足了劲儿找出各种由头贬谪裕州清流一派官员，清流也不甘示弱，利用手中的吏部搞起连坐来，一个清流被贬谪，与其政务有关联的墨党同僚便连带吃挂落。墨党清流齐心协力，刑部吏部左右开弓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用力过猛，把裕州给打瘫了。
裕州府空了大半还是好的，最倒霉的是裕州的折冲府，差不多都被一锅端了。武将素来不为文官所待见，双方拉武将下马更是不手软，他们的同仇敌忾导致现在裕州就剩下一个折冲都尉摆着镇门面，他下面的虾兵蟹将全给上头打飞了。这下子裕州军政皆废。
其他还好说，武将的任命却是愁煞了人，文臣不愿转武职，若要提携武将，文武分道扬镳多年，文官不屑武事，文武泾渭分明，素无来往。煞费苦心把萝卜□□了，却没有得用的自己人去填坑，又不甘心给他们做嫁衣，便宜了对手，加上武将迁转任命还需经由兵部，更令局势错综复杂，以致折冲府就这么荒废着，连今年的府兵番上都无力顾及了。
如此乱局之下，墨远重可以为铲除异己不管不顾，但赵学舟却不敢放任裕州陷入大夜弥天。为了阻止墨远重扩大赈灾银案打击面，同时还被诬的诸清流官吏一个清白，荡清裕州阴霾，在对手掌握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劣势之下，赵学舟只得借地位特殊的御史台与之抗衡。如此处置虽有僭越之嫌，但却是大旭朝堂多年默认的理政方式。
今上沉疴多年，数度昏迷不醒，无法处理朝政，但军国大事一日不可废，其卧病无法理政那些年多由政事堂诸相共议决断政务，寻常事便按惯例自行决断，只有在遇到前所未有或非天子不得擅专的军国大政时，才会待今上精神好些时提请批示。可喜大旭时值四海升平，政事堂所处理者皆为平常庶务，故而游刃有余，鲜以政事烦劳过圣驾。此番做法于律不符，于法不容，却是于治国不可或缺，只得万众一心装聋作哑，学起了民间民不举官不究的做派，天子加满朝文武上下一道做起了睁眼瞎。
待今上病情缓和后，虽不能上朝，却能于病榻上发出诏令，让各部司执行。因外臣轻易不得入宫，今上就把起草诏令的任务交给了值守宫廷伴驾解闷的翰林学士，长此以往遂成了定制，并增设翰林待诏一职，从翰林学士中挑选出文采出众者担任，负责为陛下宣读奏章，秉笔拟旨制定诏令。
此制亦是新创，使得诏令直接出自于内廷，因而得名“内制”，相应地原先由归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草诏的制度则得名“外制”。自天子从内廷发号施令后，朝堂也因有了内外之别，原本处理国政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体系成了外朝。外朝的衙署皆在宫城之南，主要集中于紧挨宫城的皇城，因而常以“南衙”代指。而南衙政事则出自宰相议事政事堂。
今上一病经年，病情时好时坏，好起来尚能发布政令，坏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