杆司令，看你服不服？不服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大唐实行的是“群相制”。
与“群相制”相对的，是“独相制”。“独相制”顾名思义，就是只有一个宰相（一般称为“丞相”），是秦汉时期国家政体的特有机制，它萌芽于战国后期，形成于秦代，发展于西汉，至东汉逐渐没落。
“群相制”实际上就是把丞相权力加以分割的制度，这种制度将丞相的职责进行具体有效的分工后，可以提高行政效率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有利于加强皇帝的权力。
为什么“群相制”能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呢？
想想看，人多意见就多，各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怎么可能时刻意见一致？就算是一群小朋友分糖果都能打起来，而会让这群宰相起争执的利益，可不是一点点“糖果”，那还不争得头破血流？意见不一致，大家又都是宰相，谁都不服谁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，皇帝的意见就很重要了，他的意见往往是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，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于是，宰相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要争取皇帝，让皇帝站在他们那一边……于是，皇权就被加强了！所以，如果我能争取到一多半的宰相，基本上，忌叔不同意，那他也只能“保留意见”。
我拿着宰相名单，一个个琢磨，看看怎么分化瓦解。这时候，李治来了，他问明白我在忙什么之后，给了我另一张名单……原来，才三年，宰相团就有了变化。
我之前的名单，依据的是永徽元年（650年）初时的情况，那份名单是：
中书令：褚遂良、高季辅；
侍中：于志宁、张行成；
尚书左右仆射：李世绩（尚书左仆射）；右仆射空缺。
而李治给我的名单，是永徽三年（公元652年）时的现状，这份名单是：
中书令：柳奭；
侍中：高季辅、宇文节；
尚书左右仆射：于志宁（左仆射）、张行成（右仆射）。
拿到新名单后，我沉默了，忍了忍，实在是忍不住，还是向李治发问了：“才三年，你这小动作是不是太多了？”这真的是不能怪我多嘴，李治这才登基多久？宰相团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，人员相对稳定是实现政权平稳交接的基本保障，而且在李治登基前几年，他爸就在给儿子接班辅路，永徽元年的那班人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定下，这也是我直接就拿着永徽元年的情况列名单的原因。我也不是说定下就不能再改了，但是才三年就变化这么大，怎么看着都不正常！
李治却说：“不全是今年才改的，早就开始调整了……”
永徽元年十月初三，解除李世绩的尚书左仆射职务。同月，将中书令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。
永徽二年八月初八，任命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，张行成为右仆射，高季辅为侍中。
永徽三年三月二十四日，任命宇文节为侍中，柳奭为中书令。
我听后顿觉无语，敢情这是“年年有变化，三年大变样”啊！原来从第一年开始，李治就没有消停过。仔细看这份名单，我发现虽然看起来变化很大，但都是职务调整，人员并无太大的出入，是“少了两人，又补了两人”。也就是说，人员变化只是“二”。
少的两人是：李世绩、褚遂良。前者是主动辞职，后者是被动降职。
多的两人是：宇文节、柳奭。
其中，宇文节和李世绩、长孙无忌年岁相当，他们都是公元六世纪的90后，而且都是大唐建国时就参加工作了，在朝廷中都属于有能力、有威望的那一拨。从军功来说，李世绩最强，但从文政来说，长孙无忌最优，而宇文节各方面都远逊于此二人，但他明习法令，办事干练，坚持原则却又宽宏大度，虽非能臣，却也是个良相。当时的朝中，还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接替李世绩的人了，李治能想到他，还真是下了一番苦功。
“李世绩和宇文节”这一组，别人说不出什么错。但另一队组合“褚遂良和柳奭”，就很有意思了。这褚遂良是长孙无忌的“应声虫”，长孙无忌说东，他绝对不会往西。而柳奭，则是李治皇后的亲舅舅。李治这么做，不就等于是将长孙无忌的马仔赶走，换上自己的马仔吗？难怪长孙无忌在我封妃的事情上卡一道了，这是李治把人家给得罪了。
可是，让李治想不到的是，柳奭上任不久，就投靠了长孙无忌，两人结盟后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“请立庶长子忠为皇太子”，而且让他们办成了。三月底柳奭才当上中书令，七月初二，李忠就正式被册立为太子。他们的手脚可真够快的。李治这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也难怪之前李治跟我提到柳奭时，总是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。连带着，王皇后也被李治迁怒了——当然，这事我可不会帮着劝解，我就是这么个小气的人，装什么大度？
将情况梳理了一遍后，我立马明白了，这是李治跟他舅舅之间的角力，我现在如果掺和进去，并不明智。五人宰相团（柳奭、高季辅、宇文节、于志宁、张行成）中，高季辅、张行成都已病重，爬都爬不起来，所以实际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