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编辑”，故事情节出现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叔叔
七人中，一共就两个姓李的，李恪是冤枉的，那么李元景呢？他是不是冤枉的呢？李治那么多叔叔，为什么“房遗爱谋反案”就偏偏选中他呢？我还是先梳理一下李治有多少个叔叔吧！
李治的爷爷李渊，有二十二个儿子，所以，理论上，李治有二十一个叔叔，但是，到永徽四年时，活着的就没有这么多了。
大伯李建成，苦命的开国太子，死于玄武门之变，已经走了快三十年了。
老二李世民，李治亲爹，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抢到了皇位，这时也过世四年有余了。
三叔李玄霸，走得更早，大唐建国前就去了，快四十年了。
四叔李元吉，也死于玄武门之变。
以上这四个，是嫡子，也就是说，是李渊的正妻所生，李渊的嫡子有且只有这四个。李治他爸在登上皇位后，不但把嫡出的兄弟给杀了，还把他们的儿子都杀尽了，也就是说，嫡系，就只剩下他这一支。
“嫡”，意为亲的，血统最近的，在封建宗法制度下，指家庭的正支。与“嫡”相对应的，是“庶”（宗法制度下家庭的旁支）。
所谓宗法制度，是指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，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。它确立于夏朝，发展于商朝，完备于周朝，影响后世数千年。
宗法制的核心是“嫡长继承制”，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继承人。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亲疏为准绳的“遗产（包括统治权力、财富、封地）继承法。”
宗法制为什么能沿用数千年呢？它有什么优势？宗法制的优势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、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，稳定统治阶层内部的秩序。
为什么要确立一个这样的制度呢？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，儿子太多！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，有恩怨就有江湖”，这句话在这里同样适用——有利益，就有纷争，人越多，纷争越多。
现在来举两个反面典型：一个是近些年的例子，玄武门之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子孙多有什么用？一场杀戮，几近清零。而且在玄武门之变前，双方进行了多年的角力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是巨大的损耗。另一个，是远些的例子，发生在距我们那时数百年前的汉朝，故事比较复杂，截取关键词：“推恩令”。
推恩令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。汉武帝时，诸侯国面积广大且领有军队（“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”），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，在这种背景下，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，颁行“推恩令”，其目的是“削藩”。
汉初，诸侯王的爵位和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，其他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——也即“嫡长继承制”。推恩令则要求“诸侯王死后，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，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，由郡守统辖。” 这将导致封国越分越小，诸侯势力大为削弱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“大国不过十余城，小国不过数十里”。侯国再也无力与中央抗衡，中央集权得到有力的巩固。
不实行“嫡长继承制”，侯国势力会被削弱，由此，可以设想一下，若是一国或一家不实行“嫡长子继承制”，就要么学“玄武门之变”，自相残杀，万一不留神，就全灭了——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要么就似“推恩令”，由大变小，再由小变更小……
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：“独生子女”好？——当然不是，因为“嫡长继承制”也好，“推恩令”也罢，其核心都是“土地”。
土地作为一种稀缺不可再生的资源，是我们那个时代财富的唯一来源，于是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、发展，都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得到了土地，就得到了一切，失去了土地，就失去了一切。所以，“土地的继承权”很重要，它决定了每个人生命的高度和厚度。而那时已知的可供使用的土地，来源太狭窄，基本只有两条路：要么继承，要么武力抢夺。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，武力抢夺可不是拿把菜刀杀过去就能行，基本是战争才有可能。而战争不是一家一户能够决定的事，也不是一个继承权都没确定的人能够决定的事，于是，继承权就显得很重要。
而且我们那时，医疗水平不高，孩童的存活率不高，再加上战争和天灾，人口折损率很高，所以，独生子女在我们那时，是高危资产。因此，独生子女制度在我们那时并不适用。那么是否现代社会就适用呢？
现代社会，人的发展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，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。因此，从“土地继承权”的角度来讨论“独生”还是“多生”，没有任何意义——我这是又聊到哪去了？跑题好远，咱继续聊李渊的儿子们。
五叔李智云，也是大唐建国前就死于非命。
六叔李元景，本案的关键人物，案发时当然活着。
七叔李元昌，卷入李治大哥李承乾的那场兵变，被赐死，走了也有七八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