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也不多，社会结构、经济规模、军事制度等都相对简单，所以，一国天子无需掌握太多知识，就能行使职能。但是，随着社会发展，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当然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全部都精通不现实，也不必要。于是，天子开始尝试着将权力分出去，如果把权力交给一个人，权力有自我膨胀的特性，当权力增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天子会被架空，最后被篡位——这在唐以前数百年间，被历史反复证明过。
如果把权力交给很多人，是不是更安全呢？我们唐时实行的群相制正是这样一种制度，目前来看，安全，但有一个弊端，就是群相意见经常不一致，总需要皇帝来进行选择。所以，皇帝不能当甩手掌柜——如果皇帝不断放弃选择权，有一天，他将要面对的，是不得不放皇位。而需要做出选择，你总需要听得懂这些大臣的意见是什么吧？选择之后，总需要说一说自己为什么这么选吧？毕竟这些人是大臣，不是奴隶。而且一国的政策，往往是互有关联的，如果不说清楚，再遇到与之相关的事，该怎么处理？说清楚了，大臣才好做事，若不说清楚，事事都来请示，天子就等着被累死吧！
治国如此，治家也如此。而且，家比国，更小，也更弱，所以，一家之主还需要考虑“生存”问题——这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，虽然大唐已经建国三十多年了，但唐之前的隋，也才活了三十七年，隋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，国力仍然强盛……但是，也忽然就这么去了。老李家这个大唐，能安稳多久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，虽然治家比治国更简单，但对于继承人的要求，并不会比一国太子的要求低。
在这种动乱的年代，家也好，国也罢，都不得不强， “竞争”这件事，就变成了一件不可能被隔绝于外的事，于是“嫡长子继承制”的根基不断被动摇。其中，离嫡长子最近的，就是嫡次子，他们是所有的“其他儿子”中，最特殊的存在，他们离荣华富贵之间，只隔了一个“嫡长子”。
“玄武门之变”中，太宗李世民用一种非常血腥的方式，向世人展示了某种嫡次子升级为嫡长子的可能——而这事，就发生在几十年前，那时，柴令武、房遗爱虽是孩童，但都到了记事的年龄。
在家中相似的身份地位，让柴令武、房遗爱和李泰走到了一起，随着李治的上台，他们被派离长安，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了，所以，他们心中肯定是失落的，肯定是曾经口出怨言，甚至在酒后，曾经大放厥词。
举个例子，就像现在，一伙穷疯了小年青，在大排档几杯啤酒下肚，仰天大叫：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暴富！”然后叫喊着一起去抢银行！然后因为噪音扰民，被警察叔叔带到了派出所。
他们真的会去抢银行吗？也许会，但可能性不大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“警察叔叔”不会在那时就把他们当抢劫犯处理。但是，李元昌、房遗爱、薛万彻、柴令武……他们就没这么幸运了，他们为自己的“妄言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！
是不是觉得这个例子不太恰当？其实，两件事蛮像的。因为案卷中，全部的证据都是证人证言，格式相当统一，均为：“某人，在何时，曾听案中人说过欲谋反。”没有一个“欲谋反”中，提过何时、何地举兵，也没有商量过兵从何来……就等于说去抢银行，确定好了抢哪家，却连把菜刀都没买！
而且之前提到过，柴令武、房遗爱和李泰关系密切，而李泰，这位太宗的嫡次子，李治的四哥，已经在永徽三年十一月病逝，算算已经三个月了。这个时候，柴令武、房遗爱才想起要谋反，是不是迟了点？
再且柴令武、房遗爱和李元昌的关系，真的那么亲密吗？亲密到肯豁出身家性命去拥立他为皇帝吗？要知道，我们那时有一个比“嫡长子继承制”历史更悠久，更深入人心的制度，那就是“嫡庶有别”。柴令武、房遗爱这两个嫡子，虽然不是嫡长子，但对于庶子出身的李元昌，在心理上，会没有一些……他们真的会愿意让一个曾经……的庶子跃升为自己的主子吗？李元昌当了皇帝，真的会信重于他们吗？那场面，想想真的是很“奇妙”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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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罚的是不是太重了？”了解完情况后，我忍不住如此问。
这些人处在那样的位置，确实是不应该乱说话，确实是应该受到惩罚。但是，他们虽然乱说话，但都是几个人关起门来私下说，而且都喝高了，甚至都记不清自己说了哪些话。而且他们在说了这些话后，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煽动或集结的行为，更没有采取任何其他实质性的行动。
这三人的罪行，贬官、削职为民、甚至流放都可以呀，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？尤其是薛万彻，完全可以把他丢到西北边陲去当个“队正”（管五十人的九品武官），再把柴令武、房遗爱这哥俩放他手底下当大头兵，说不定过个十年八年，我们就可以收获三员大将了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李治说：“我之前也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，想着顶破天不过就是把他们丢到陇西打西突厥去，所以今天一早收到舅舅递上来的意见之后，我真是慌了，不怕你